那是小学三年级上学期，九月的阳光还很烫。刘丽坐在我斜前方，扎着两根总是松散的麻花辫。那天数学课，老师让同桌互相检查口算题，我瞥见她卷起袖子时露出的手臂——一道暗红色的疤痕从手腕蜿蜒到手肘，像一条蜈蚣。
“看什么看？”她猛地拉下袖子，狠狠瞪我一眼。
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。
实验小学在县城东头，大部分孩子父母都是教师、医生，或者机关单位的。刘丽不一样。她住在学校后面的老街，那片快要拆迁的平房区。她妈妈在菜市场卖豆腐，爸爸听说在南方打工，一年回来一次。
开学第二周，班里重新排座位。班主任把刘丽调到我旁边。
“陈明，你是班长，多帮助新同学。”
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豆腥味，混合着廉价洗衣粉的香味。她的文具盒是铁皮的，边角锈迹斑斑，里面只有两支秃铅笔和半块橡皮。
“我才不需要帮助。”她小声说，把文具盒挪到离我远一点的地方。
第一次月考后，班里的“小团体”开始明显分化。以李婷婷为中心的几个女生，父母都是县里的干部，她们穿着漂亮的裙子，讨论周末去市里学钢琴。刘丽总是独来独往，下课就趴在桌子上画画。
她画得真好。作业本背面，她用铅笔画老街的瓦房、菜市场的人群、她妈妈推着豆腐车的样子。有一次我偷看到她在画教室的窗户，光从玻璃透进来，在课桌上投下菱形的影子。
“你会画画怎么不去美术小组？”我问。
她迅速把本子合上：“关你什么事。”
真正让我们关系改变的是一场雨。
十月底的秋雨来得突然。放学铃响时，天空灰得像浸了水的抹布。我没带伞，站在教学楼门口发愁。同学们陆续被家长接走，最后只剩下我和刘丽。
“你怎么不走？”我问她。
“我妈今天去市里送豆腐，晚点才回来。”她蹲在台阶上，用手指在积水里画圈。
雨越下越大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门卫大爷开始锁侧门。
“走吧。”刘丽突然站起来，从书包里掏出一块塑料布——那种菜市场盖豆腐用的透明塑料布。
我们挤在塑料布下，跑进雨里。塑料布太小，我的左肩很快湿透了。跑到老街口时，刘丽的麻花辫全散了，湿漉漉地贴在脸上。
“去我家躲躲雨吧。”她说。
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。一间半的平房，外间是豆腐作坊，里间是睡觉的地方。屋里弥漫着浓浓的豆香，墙上贴着好些奖状——“三好学生”“书法比赛一等奖”，名字都是刘丽。
她妈妈还没回来。刘丽从热水瓶里倒出两碗热水，又从一个铁罐里拿出两块核桃酥。
“我自己做的。”她有点不好意思，“可能不太好吃。”
核桃酥有点硬，但很香。我们坐在门槛上，看雨顺着屋檐滴成线。
“你手上的疤怎么弄的？”我终于问出来。
刘丽沉默了很久：“去年冬天，帮我妈磨豆浆，机器卡住了，我用手去掏……”
她没再说下去。雨声填满了沉默。
从那以后，我们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。说是某种意义，因为在学校我们还是不太说话——她是“卖豆腐家的孩子”，我是“班干部”，我们之间有条看不见的线。但在放学后，在老街，那条线就不见了。
她教我怎么做豆腐脑：黄豆要泡多久，石膏要点多少。我带她去县图书馆，那里有画册，她第一次看到梵高的《星月夜》，盯着看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“原来天可以这样蓝。”她喃喃地说。
四年级的春天，市里举办小学生绘画比赛。刘丽想报名，需要五块钱报名费。
“我妈说太贵了。”她低着头，用脚尖蹭地上的石子。
那天晚上，我从自己的储蓄罐里拿了五块钱——那是过年攒的压岁钱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偷偷塞进她的文具盒。
上课时，我看到她打开文具盒后愣住了，然后转头看我。我假装在认真听课，心跳得厉害。
下午放学，她在老街口等我，手里攥着那五块钱。
“我不能要。”
“算我借你的。等你得了奖，奖金分我一半。”
她笑了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得那么开心。
刘丽画的是老街的黎明。深蓝色的天空刚刚透出鱼肚白，青石板路湿漉漉的，她妈妈的豆腐车吱呀吱呀地推过，车头挂着的煤油灯在画面上留下一道温暖的光痕。
画交上去后，我们天天盼着结果。有时放学一起走，她会突然问：“你说，市里的老师会喜欢老街吗？”
“肯定喜欢。”我说，“他们没见过这么真的老街。”
然而结果出来时，获奖的是李婷婷。她画的是“家乡新貌”——新建的县政府大楼和广场。老师说，这幅画“立意高远，充满时代气息”。
宣布结果那天下午，刘丽没有哭。她只是趴在桌子上，把脸埋在臂弯里。我想说些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放学前，我把一张纸条推到她桌上：“你的老街比大楼好看一百倍。”
她看了一眼，把纸条小心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日子继续过。我们还是会在放学后一起去图书馆，在老街口吃她做的核桃酥。五年级时，刘丽的爸爸从南方回来了，带回一台二手电视机。我第一次去她家看电视，她爸爸是个沉默的男人，但那天特意给我们炸了花生米。
六年级上学期，老街真的要拆迁了。公告贴出来的那天，刘丽带我去看那些老房子。
“这里，”她指着墙上的一个刻痕，“是我六岁时量的身高。”
“这里，”她摸着门框上一道深深的划痕，“是我学自行车时撞的。”
“这棵槐树，”她抬头看着老街尽头那棵老树，“我妈妈说，她小时候就在这儿玩了。”
拆迁前的最后一个周末，刘丽在老槐树下等我。她手里拿着一个画本。
“送给你。”她说。
画本里全是老街：清晨的豆腐车，午后打盹的猫，傍晚飘起的炊烟，还有那棵开满白花的槐树。最后一页画的是两个小孩挤在一块塑料布下奔跑的背影，下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谢谢你陪我躲过那场雨。”
小学毕业那天，我们拍了毕业照。刘丽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，笑得有点拘谨。照片发下来后，我在背面写了一行字：“2003年夏，六年级二班毕业留念。”
然后我找到刘丽：“你也写一句吧。”
她想了想，在照片角落的空白处，用她工整的字写下：
“老街的槐花，每年都会开。”
后来，我们去了不同的中学。起初还通信，她在信里说新家住在楼房里，听不见清晨的鸟叫；我说新同学很多，但找不到一起吃核桃酥的人。再后来，信渐渐少了。
去年春节回县城，我特意去看了那片地方。老街变成了一个叫“新城国际”的商业广场，玻璃幕墙亮得晃眼。我在广场的长椅上坐了很久，想起那块小小的塑料布，想起核桃酥的香味，想起一个女孩说过：“原来天可以这样蓝。”
离开时，我在广场角落发现了一棵移植过来的槐树——可能是当年老街那棵老树的子树。时值寒冬，树枝光秃秃的。但我站在树下，仿佛又闻到了槐花的清香。
友谊有时候就是这样：它真实地存在过，像老街的青石板，被时光和变迁覆盖，但当你静静倾听，还能听见当年奔跑的足音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，和那些终究失去的，都成了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——就像刘丽手臂上那道疤，不完美，但真实。